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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話可說”的案件如何辯護

發布時間:2014-07-03 14:44 文章來源: 編輯:admin

   刑事辯護工作是律師的一項重要業務,律師是通過刑事辯護來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建立自己的社會聲譽的。常言道:律師的威望是辯出來的。因此,律師通過參與刑事辯護,通過控、辯、審三方的較量和對案件事實的審查,通過對被告人作出罪刑相適應的判處,從而保證了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了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這是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重要任務。可是,隨著公、檢、法各部門人員綜合素質的提高,執法水平不斷提升,公、檢、法三部門所制作的法律文書質量也顯著提高。因此,在大量刑事案件審判和處理過程中,冤、假、錯案較前幾年明顯減少,律師在刑事辯護中的工作也越來越難做,因為我們遇到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適用法律得當,且程序合法的案件越來越多。這類案件給律師留下的辯護空間很小,許多案件無話可說,無理可辯,好像是“鐵案”。在這樣的情況下,律師如何履行辯護人的職責,這是對律師提出的嚴重挑戰,也是對律師綜合素質的嚴峻考驗。鑒于這一情況,我們對這類案件應當如何辦理?應當如何辯護? 
    我們只能從事實和法律出發,只有憑事實和法律講話,再難的案件律師也不能不顧事實和法律的硬辯、強辯和狡辯。如果這樣,既達不到辯護的目的,也會引起極其惡劣的社會效果:首先,必然會引起公訴人的反擊;其次,必然會引起審判人員的反感:最后,必然會引起聽眾的質疑。這種方法和效果不應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所應有的。因此我們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做到敢辯、善辯和會辯。如何實現這一目的呢?這就要求我們在法庭上該說的一定要說,要說就說到位,這叫敢辯:說的觀點要正確,要系統和全面,這叫善辯;要會用自己的語言技巧把自己的觀點闡述清楚,說得明白,讓他人清楚,這叫會辯。千萬不能無理狡辯和不顧法律的硬辯,例如:在2004年3月份由淮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故意殺人案中,第一被告的辯護人在法庭上就犯了上述的錯誤。他們當庭對公安機關所出具的勘驗筆錄提出了異議,其理由是勘驗筆錄是用手寫的,不是打印的,因此他認為勘驗筆錄不具合法性,不能作為證據使用。他的質證意見一出口,使所有聽眾付之一笑。因為法律沒有規定勘驗筆錄必須用打印件。同一個辯護人竟不顧事實的對被害人的身份也提出了荒唐的質疑。當時,被害人的母親就坐在法庭上,在法庭調查中,被害人的母親已經認可了死者就是他的兒子,可是第一辯護人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公然對被害人身份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他的質疑令公訴人啼笑皆非。這一典型的事例,深刻地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律師在進行刑事辯護工作中,一定要按照事實和法律講話,千萬不能硬辯、強辯和狡辯。否則,既敗壞了律師的聲譽,也損害了被告人的利益,更引起了人們的反感。

    對于所謂無話可說的“鐵案”,我們也應當根據事實和依照法律,深刻地研究個案的特殊性,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特殊問題特殊對待的方法,從而作出入法、入情、入理的辯護。當然,這類案件有一個共性,就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適用法律得當、程序合法。對這類案件律師也不是無能為力的,只要我們工作認真,深入研究,就能找到辯護的突破口。因為世界上不存在無法解決的困難,同樣刑事審判中也不存在無話可說的案件。世界從整體來講,就是由物質和虛空組成的,空間與時間是任何物質的存在方式,再嚴密的東西都有虛空,理論再嚴謹都有漏洞。因此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行規律的現實告訴我們,越充實的東西越空虛,越堅實的東西越脆弱,越簡單的東西越復雜,越安全的地方越危險,越緊張的事物越松馳,關鍵看你有沒有能力和條件發現事物的另一對立面。也就是說,你有沒有能力發現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同理可證,在刑事辯護工作中,面對“鐵案”,看你有沒有能力和條件對所謂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指控提出自己的辯護觀點。再嚴謹的起訴書、再正確的起訴書,它都存在漏洞和瑕疵。律師只要工作認真,那么對再完美的起訴書也能找出問題。我們知道啟動審判程序的第一份法律文書就是起訴書,同樣啟動我們刑事辯護的也是起訴意見書或起訴書,起訴書是對他人構成犯罪事實的近似描述,我們在這里用“近似描述”不是全部反映,意在強調說明歷史不可能重演,因此對歷史的描述也不可能全面真實地再現過去的現實。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講,主觀對客觀的反映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然是不全面的,都是人們對客觀事物的攝影。因此,起訴書對被告人過去犯罪事實的描述,也只是近似地反映了局部的客觀事實。犯罪事實與法律事實不是同等的概念,對犯罪事實的描述和對法律事實的認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正是基于這一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對起訴和判決的前提條件作出了原則規定,那就是事實基本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就可以了。這一原則規定,是與馬克思唯物主義認識論完全一致的。因為人們的認識再科學、再先進,不可能把過去的歷史全面準確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所以,無論是起訴書,還是判決書,再正確、再嚴密均有欠缺、遺漏和矛盾,作為律師第一任務就是要深入地研究起訴書,認真全面地閱讀全部卷宗材料,而后從本案的具體事實出發,進行邏輯的抽象,找出案件的突破口,確定辯護思路,提出辯護觀點,這是一條符合事物客觀本性的正確方法。

      我們如何在司法實踐中靈活地運用這一方法呢?我們確定辯護思路的規則又是什么呢?我認為應當按照下列方法對起訴書進行研究和尋找問題。首先審核程序,然后審核事實,再審核證據、審核性質、審核法律適用、審核法理,從而找出起訴中存在的問題。你如果進行了這些多方位的審查,無論再嚴謹的文章、再系統的起訴書,你都會發現問題。因此,從起訴書中發現問題,確立我們的辯護思路,提出我們的辯護觀點。辯護觀點的形成應當按照以下邏輯序列來決定:事實上有問題講事實,事實上沒問題講證據,證據上沒問題講程序,程序上沒問題講定性,定性上沒問題講法律,法律上沒問題講法理,法理上沒問題講情理。這樣一來,再難的案件你都能找出辯護觀點,再難辯的案件你都有話可說,這就是我多年實踐經驗的結果。
      根據上述的經驗,我們在面對無話可說的所謂“鐵案”時,應當端正態度和樹立信心,第一不要泄氣,第二要膽大心細,第三要認真的研讀起訴書,第四要全面地掌握案件的卷宗材料,第五要沿著從具體到抽象的這一邏輯方法來對起訴書進行審查,從而確立辯護思路,找出案件的突破口,建立自己的辯護觀點。當然理論說明是簡單的,具體的工作則是艱難的,人們常說: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就是這個道理。關于我對“無話可說”的案件應如何辯護的方法,是完全根據我多年刑事辯護經驗抽象而得來的,是從具體到抽象的結果。那么這一理論是否具有客觀真理性呢?司法實踐是檢驗一切司法理論的唯一標準。
      近兩年我所辦理的案件就有很多所謂無話可說的案件,通過運用這種方法,對被告人作了成功的辯護。具體來說,我是如何在司法實踐中運用這些方法的呢?理論的闡述畢竟不能代替實踐的操作,但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我自由地運用上述方法成功地辦理了一些“無話可說”的案件,從而實現了維護被告人合法權益和提升法律尊嚴的目的。下面我將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闡述上述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案例一:在某包庇案中,我就成功地運用了這一經驗。2003年2月6日晚8時許,馮某的男朋友和另外一人連續搶劫出租車兩次,凌晨1時馮某男友跑到她家,告訴她:“不管誰問你,你就講今天晚上我在你家里。”馮某也就同意了他的要求,當公安人員詢問她的時候,她向公安機關提供了虛假的證詞,從而馮某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10條的規定,構成了包庇罪。這一案件事實非常清楚,證據非常扎實,可謂說到了無話可說的地步,如何辯護確使人頭痛。但是,我正是按照上述的方法確立了我的辯護思路,提出了對馮某減輕處罰的辯護觀點:第一,提出了對她犯罪原因論的辯護觀點。馮某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由于愛情的作用所導致的,愛情的力量使她走上了犯罪道路,包庇他人的這一不法行為,是情感大于法律所導致的悲劇,而在一個大學生的頭腦并不是法大于情,而是情大于法。第二,馮某存在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馮某犯罪時剛滿18周歲,系在校大學生,是尖子學生,而且她的這一犯罪行為是把愛情推到了極端形成的結果,她是愛情的殉道者,她的行為和命運實在令人可憐、可悲。因此,這兩個辯護觀點的提出,加之運用現場的演講技巧,無論是公訴人,還是審判人員,或是聽眾,都對馮某的犯罪事實和命運表示理解。2003年8月15日法院根據本案的事實和具體情況,減輕判處馮某拘役四個月。在這起案件中,我成功地運用了講法理、講情理的手段。因為起訴書給我留的空間只允許講這兩個問題,我正是抓住了這兩點使被告人馮某得到了客觀的審判,得到了公正的判處。
      案例二:2003年10月,劉某在他人的指使下販賣毒品兩次,重0.4克,收贓款100元,從而她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47條,構成了販賣毒品罪。檢察院提起了公訴,面對這樣“無話可說”的案件,律師該如何做好辯護工作呢?我按照上述的方法,對起訴書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從而找出了問題所在,提出了三點辯護觀點:第一,雖然劉某構成了犯罪,但情節較輕、次數少、重量少、以販養吸;第二,劉某是從犯,她吸毒是在他人的誘惑下形成的,她販毒是在他人的指使下進行的,但是起訴書對這一情節沒有認定;第三,被告人劉某存在酌定從輕情節,劉某剛滿18周歲,她父親為她交納5000元罰金,連續工作48小時,在工作期間不慎將左手的兩個手指切斷,在開庭前他仍在礦工二院住院,委托她的舅舅將罰金交到法院,這一行為是打動法官和公訴人的重要內容。
      我們律師進行刑事辯護,特別是對那些“無話可說”的案件,就應當密切注意在辦理案件過程中會發生什么特殊事情,并在刑事審判的過程中注意發現當時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和新情況,把有利于被告人的各種理由在法庭上全面展示,用那種感性的激情來感染法官和公訴人。我正是注意了本案的這些特殊情況,我的辯護發言在這次庭審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引起了聽眾的強烈共鳴。2004年5月10日,法院對被告人劉某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在這起案件,我沒有講事實,也沒有講證據,而是講情節、講法律、講情理,正是這三個觀點綜合闡述,才起到了較好的辯護效果。
      案例三:2005年我辦理的丁某等6人搶劫一案也是一個“無話可說”的“鐵案”。當我們拿到起訴書后確實無話可說,搶劫事實存在,證據確鑿,適用法律得當,丁某等六人(其中兩人未滿18周歲,4人未滿16周歲)都系在校初三學生。2003年11月7日晚,丁某等六人搶劫出租車二次,得贓款61元,因而經檢察院審查,認為六被告人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3條之規定,構成了搶劫罪,因此提起公訴。面對這樣一個“無話可說”的青少年犯罪案件,作為一名有良知的律師,應當如何辯護?這起案件不僅涉及到個案,而且對當今青少年的教育有著普遍的意義。當我接手這一案件以后,按照上述方法,我深入研究了起訴書,確立了三個辯護觀點:第一,本案部分事實不清,第二起搶劫整體上不是既遂,而是未遂;在第二起搶劫中丁某的行為不構成搶劫罪。第二,丁某是脅從犯,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在他人的威脅下不得已而參加的行為;第三,本案是青少年犯罪,應當采取“懲教結合”的原則,另外由于青少年們不成熟,不能讓他們全部承擔不法行為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因為青年教育問題是社會、學校和家庭三位一體的綜合教育的結果。根據我的辯護觀點,我在法庭上作了入情、入理、入法的辯護,最后法院于2004年5月10日破天荒地對本案六被告人全部判處緩刑。這在司法實踐中,在搶劫案的判例中是不多見的。這一判處既體現了法律的尊嚴,也反映了黨和國家對青少年的愛護。在這起案件中,我成功地運用了講事實、講證據、講法律、講情理、講法理的綜合手段,調動了法庭氣氛,從而達到了辯護的目的。
      案例四:李某強奸、強迫賣淫案。這是我辦理的又一起無話可說的案件。李某于2003年9月26日強迫五名女青年賣淫,在強迫她們賣淫期間并強奸了其中一人,因此壽縣人民檢察院認為王龍景的行為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6條和358條之規定,分別構成了強奸罪和強迫賣淫罪。接到這一案件時,我頓感無能為力和無話可說。因為這一案件公安機關的證據非常扎實,盡管被告人一再翻供,一再喊冤,通過我審查全案證據,認為定他強奸罪和強迫賣淫罪是正確的,因為控訴證據完全形成了一個證據鎖鏈。但是,通過我們認真地研究起訴書,閱讀大量的案卷材料,并認真聽取了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從而確立了三點辯護觀點:第一,說明案發地的特殊性,即桑拿浴;說明被害人的職業特殊性,即按摩女。第二,強奸罪不能成立,主要理由是被害人承認在她被強奸以后,還去向被告要工錢,哪有被強奸的人還去向罪犯要錢的呢?第三,針對強迫賣淫罪的證據非常扎實,我只能就證據的矛盾性提出五個方面的問題供一審法院參考。雖然強迫賣淫罪的證據較為系統,但再系統的證據也是有矛盾的,例如:在本案中有一份對被害人的詢問筆錄中沒有詢問人,該份材料不具證據的合法性,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在這種情況下,系統的證據鏈中如果有一個證據不實,那么鏈條就會斷裂。本案我們雖然作了成功的辯護,但2004年2月27日法院仍然認定了李某犯有強奸和強迫賣淫罪,從而兩罪并罰判處其有期徒刑15年,被告人不服提起了上訴。在這起案件的辯護過程中,我們充分運用了講法律、講證據、講事實、講常識的綜合方法,來確立我的辯護思路,組織我的現場發言。我的辯護觀點雖然在判決中沒有得到認可,但我問心無愧,做完了我應該做的辯護工作。
      上述的理論闡述和四起案件說明了兩個道理:第一,說明了再難的文章都有內容可寫,再難的案件也都有話可說,關鍵看你有沒有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確立辯護觀點。第二,上述的理論闡述和實際辦案經驗還告訴我們,你在提出觀點以后,有沒有能力運用準確的語言和激情的演講來表達你的辯護觀點,從而改變公訴人和審判人員對案件的舊有觀念,達到對被告人無罪、罪輕和從輕判處的最佳效果。律師辯護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通過我們的辯護發言改變公訴機關和審判機關對案件的舊有觀念,在保證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情況下,使人民法院對被告人作出罪刑相適應的公正判處。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要求辯護人提出的辯護觀點正確,闡述的辯護觀點有理,辯護發言徹底充分。馬克思曾經說過:“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只要我們在辯護工作中抓住案件的實質,就能調動整個法庭氣氛,使公訴人和法官接受我們的觀點,從而實現辯護的最佳效果。
      面對所謂無話可說的案件,如何提出問題、確立觀點和闡述觀點是極其重要的。面對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鐵案”,律師要有能力發現問題,并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辯護觀點,但是光提出觀點還不行,還要求律師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和開庭的實際狀況,對原定的辯護觀點作全面、徹底的闡述。律師不僅要有敏銳的思維能力,而且要有演說家的演講能力。理論再好,觀點再正確,如果你不能用正確的語言表達思想,用演講的方式反映思想,你的觀點就不可能讓他人信服和接受。只要你的辯護觀點明確、理論正確、闡述徹底,就能打動人,說服人,掌握人。因此,面對再難的案件,我們都不要氣餒,要用我們的智慧發現問題,用我們的實干確立觀點,用富有激情的演講徹底闡述我們的觀點,從而鑄造每一次刑事辯護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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